2019年初夏，香港。一场小型闭门会议在中环一家不对外透露地址的医学研究室悄然举行。会议桌旁坐着来自五个国家的八位医学专家。他们面前摆着的，并不是某项轰动性的科研突破，而是一份来自东南亚某地区的伦理审查质询报告：某跨国基因筛查项目因操作流程模糊、患者知情同意不全而被叫停。在那间会议室里，沉默比讨论多得多，因为与会者都明白，这类问题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而它背后暴露的是一个全球医学合作尚未补齐的“制度短板”。
那场会议之后，“国际医疗创新与研究协会”的成立进程被快速推动。虽然注册手续早在2018年底就已经准备就绪，但正是这场关于医学伦理的多国碰撞，让几位发起人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必须建立的平台，一个不仅仅处理学术问题，更要处理“如何负责任地做科研”的平台。
成立后的第一年，协会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发布课题，而是写标准。他们组织了37位伦理专家、临床研究者与跨国政策顾问，历时七个月，发布了《多中心医学研究伦理操作指南（试行版）》。这份指南并没有迅速被媒体关注，但它却被三家国际大型医学组织直接采纳为跨国合作底线文件。从那一年起，协会将“伦理、合规、长期主义”列为内部不成文的三原则，而不是“快”“热”“量”。
这些理念也决定了协会的节奏。五年过去，他们没有做一场开放式商业会议，没有发过一次舆论炒作通稿。你甚至很难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组织的痕迹。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接口评审组名单上，在FDA标准建议公开草案的专家通讯名单中，在EMA评审期刊的审稿人身份备注里，这个协会的名字时常隐隐浮现。
协会从不大量吸收会员。每一位会员都必须通过两到三轮的推荐与评审程序，甚至连推荐人也需列明与被推荐人的过往合作经历与责任承担记录。曾有一位来自北欧的临床科研负责人在面试时被问及“如果你负责的研究团队中有人违反伦理规则，你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他愣住数秒后答：“我会先自我停职，申请将所有结果暂停使用”。这个回答，后来被写进了协会的研究负责人培训材料第一页。
2020年疫情期间，协会没有参与任何病毒热点研究，却默默投入力量搭建“地区诊疗伦理适配模型”，为低资源地区提供本地可执行的防疫技术建议与远程医疗配套流程。项目结束时，缅甸、老挝与孟加拉的四家医疗点首次实现了无语言障碍的数字医疗操作系统。而参与这个项目的团队，大多来自协会早年资助的“青年医学数据实践计划”，那是协会唯一为35岁以下人员开设的专属课题赛道。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慢机构。慢到至今没有自己的社交媒体矩阵，慢到所有的出版物仍需通过邮件索取而非网站下载。但它的慢，也是一种坚决的选择。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它几乎固执地坚持“医学要等一等伦理，技术要让一让规则，成果要靠一靠人心”。
2021年，协会与四家国际高校合作设立“跨国医疗标准与合作伦理青年学者奖助金”，首届入选者中有一位是非洲卢旺达大学医学院的女博士，她曾在因战争中断供电的移动医院里连续记录348份脱敏病历，只为建立第一份可以被国际研究机构采信的数据模型。在她的结业报告中写着一句话：“科学的意义从不是某一个‘发明’，而是某些制度终于开始听得见小国家的声音。”
这正是这个协会存在的理由。在高光之外，制度之中，伦理之后，让世界医学不止有进步，还有方向。